1958年新民歌运动及其当下意义

   刊发时间:2019-05-29   作者:毛巧晖

2019年5月24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毛巧晖研究员为同学们带来“京师社会学讲坛·民俗学系列”第三十二讲“1958年新民歌运动及其当下意义”讲座。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鞠熙副教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萧放教授、朱霞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岳永逸教授以及校内外诸多学生参与了本次讲座。

 

毛巧晖研究员在《民族艺术》2017第3期发表文章《越界: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大众化之路》。此次讲座主要围绕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梳理了由毛泽东发起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历史概貌,在全民创作的热潮中,民歌带动了诗风的改变打破了“民间艺人”与“作家”的阈限,新型的“农民诗人”成为社会主义“文艺战线上的先锋”。讲座讨论了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越界”的特点。

 

越界这一概念主要强调的是 “打破了现代性范式下的学科划分的固有界域。这一时期的特有现象是学科的越界、扩容、交错与重组。” 毛巧晖老师谈论的“越界”主要指的是,在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民歌表达方式与表达功能的越界。它不同于学科越界,其主要表现是在这场大众化运动中,“民间艺人”与“作家”的阈限被打破,新型的“农民诗人”与作家一起都是社会主义“文艺战线上的先锋”,他们共同抒写新的政治生活与劳动生活,且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目标受众”都发生了转换。民间文学这次进入主流的“越界”,使得民间文学的价值与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它改变了其作为民众表达和交流思想情感的存在意义,而成为国家话语的反映与应对。

 

数字中国:民间文学的大繁荣

 

谈到1958年新民歌运动,需要考虑到1958年的历史情境。在当时官方媒体上最常用的说法是,它“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平常的一年……工农业生产出现了空前未见的大跃进,人民生活起了剧烈的变化。”生产生活方面,大炼钢铁、机器制造、全民参与农业劳动等等。文化方面,新民歌运动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事件。

 

1民歌搜集的数字展示

 

1958年新民歌运动,又被称为“大跃进民歌运动”或“文艺大跃进运动”。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搜集民歌。在随后的汉口会议上又提出了:各省搞民歌,下次开会,各省至少要搞一百多首。就在这一年,全国的民歌创作与传唱十分繁荣,出现了“千人唱、万人和”的局面,参加者达上亿人。至于1958年中国各地到底搜集了多少民歌,有多少诗人,写了多少首诗,现在已没有准确数据,即使当时亦无法统计。

 

根据贾芝收藏的《民歌座谈会发言记录》,郭沫若在会上说,“现在全国都在进行采风工作,每个县都有几千首乃至上万首,全国有一千多个县,那个数字是不得了的,恐怕要用亿为单位来计算,何况它还不断地在产生。所以全国究竟有多少民歌,实在很难估计”。

 

2民歌创作活动形式

 

大量的民歌,来源于多样的民歌创作活动形式。一是开辟诗歌创作园地,如陕西长安县,县有诗亭,乡有诗宫,社有诗廊、诗台,家家户户门口有诗碑。二是丰富多彩的民歌创作活动。多种样式的活动中,赛诗会、民歌演唱会、联唱会、诗歌展览会、战擂台、诗街会等,其中赛诗会最有影响,它是民间歌会的移植与延续。三是组织活动,这一时期各地广泛成立诗歌创作小组,据1958 年7 月份统计, 就有5000 多个山歌社。

 

3“民研会”的组织与活动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是当时全国性民间文学研究的组织与领导机构。1958年,它积极参与到新民歌的搜集与研究工作中。响应《人民日报》发表《大规模搜集民歌》的社论,民研会联合其他单位组织召开了民歌座谈会。以及主持召开了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召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民歌手与民歌创作者谈民歌创作,之后集结出版。

 

4民间文学作品集与研究著作

 

1958年出版的最广为人知的民歌选集应当是《红旗歌谣》。它由郭沫若、周扬主编,收集,了收集了300首民歌,分成了党的颂歌、农业大跃进之歌、工业大跃进之歌、保卫祖国之歌四部分。王芳芳《1958:新民歌运动》统计了当时发行的民歌集,“仅全国各省市一级以上这年铅印出版的民歌单行本,就有近 800 种之多,印数达数千万册以上。”毛巧晖老师认为,以上历史数字与民歌搜集、创作状况,在中国民间文学发展史上确实是史无前例。

 

大众化:身份转换与政治认同

 

毛巧晖老师从民间思潮的兴起与变迁 、新诗与民歌、民间艺人与作家、民歌与画作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具有教化意义的民间文学一直以来是得到提倡的。从19世纪、20世纪之交,民间文学的道德教化重心转移到政治说教。4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提出了文艺的新形式,如《王贵与李香香》、新秧歌运动等都轰动一时。

 

“对我国的诗歌创作来说, 1958 年乃是划时代的一年。”这一时期,作家与民间诗人都在进行民歌的创作。以王老九为代表的“民间诗人”与 李季、阮章竞、田间等“作家”的阈限被打破,他们获得了共同的文化身份与话语表述权力,他们的作品都是新的政治生活与劳动生活的抒写。

 

毛巧晖老师认为,在新民歌运动中,民歌与绘画、音乐的交融则是成功的,尤其是民歌与画作的结合,在全国影响极大,效果亦佳,并且影响持续至今,农民画成为当下民间文艺研究的一个重要门类,这也与口头传统中“诗画合璧”一脉相承,如畲族祖图、纳西族东巴经卷、藏族唐卡、彝族神图、苗族绣饰等,也体现着文字与画作天然的契合之处。而且这一传统被存续下来了,今天在中国的很多街道、乡村,墙壁都装饰着诗画。

 

交融与变异:民间文学价值与功能

 

民间文学从产生之日起,就有民众表达与交流思想情感和认识看法的功能。1958年新民歌运动打破“民间”与“作家”的界域,不仅为民间文学带来了短暂的繁荣,而且民间文学的价值与功能发生了变异。它的价值之一教化被提升到国家层面,即政策传达与意识形态表述,这与作家文学彼此交融、互为表里。

 

但是,新民歌运动也具有“”特殊性“与”复杂性“”,在新民歌运动中,一些少数民族的民歌并没有改变其本来的样子。此外,民歌还具有自我调试功能,它通过词句的置换,可以表达出不同的内容。可能它本来是一首情歌,却被改造成表达与改革、阶级等相关的内容。但当这个时间段过去之后,它可能重新恢复为原本的样子。

 

提问与讨论环节

 

讲座结束后,大家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热烈讨论,包括新民歌运动的艺术性与政治性、新民歌运动的历史背景与发展脉络、政府的文艺思想与教化政策等。讲座最后,民俗学专业博士生岩温宰香现场清唱一首优美的傣族民歌,以“春风吹不尽,水也带不走”的意义为本次讲座写下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