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创新推进国际传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故事，侧重于对事件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的生动性和连贯性，因而深受人们喜爱。从广义上说，故事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大多数歌谣、戏曲也是由故事情节支撑起来的。
我国自古有记事修史的传统，而历史学的最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叙事。史官记录的“事”，由于具备并侧重于对事件过程的描述，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故事。古人不但重视记录历史故事，还经常用历史故事教育后人、说明事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篇里，周文王临终时对其太子发即后来的周武王所作的遗言，就是通过讲大舜和上甲微的历史故事来阐述“中”这个观念。[1]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西周中期后段[2]的铜器遂公盨[3]上，仅有铭文98字，却用27字讲述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包括大禹治水的由来、治水方法和功绩。老百姓爱听故事、爱讲故事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故事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1984年，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协联合发起中国民间文学普查和《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编纂工作，对我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口头文学进行了拉网式的普查，获得了海量的第一手口头文学资料，仅民间故事就搜集了184万篇。
一篇好的故事，不但要情节生动，还要有思想性、艺术性，传播正能量，能给人们有益的启迪、充分的解读空间、美的享受，一句话，体现并传承、发扬中华美学精神。
一、什么是中华美学精神？
中华美学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共同的美学情感、美学追求和美学理想的深层内核。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从传说中的五帝到1919年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外文化交流碰撞中形成的中华现代美学精神。中华现代美学精神既是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延续，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传承与发展，二者是一个有别于西方美学精神的有机整体。不论中华传统美学精神还是中华现代美学精神，其核心理念，都是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观念，向上向善、文质兼美意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淡泊明志、入世出世兼顾的情怀，以及序人伦、倚教化、求团圆、重意象的情感诉求，都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具体体现。
二、中华美学精神与故事创作
中华美学精神博大精深，千百年来渗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影响着故事的创作、选择与评论。我国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故事，如四大民间传说[4]，其主体内容，都体现了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形成和进一步丰富，这对于我们今天讲好中国故事大有裨益。
综观中国故事，特别是民间故事、戏曲，总会以好人得好报、坏人受惩罚的大团圆方式结局，给人以美好，给人以希望。有时，甚至不惜改变历史事实，如《宇宙锋》。即使是悲剧，也是如此，如《赵氏孤儿》。如果按照西方的悲剧标准，中国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悲剧。《赵氏孤儿》的出现，是中华美学精神在故事创作上的典型。
从历史记载上看，《赵氏孤儿》有一定的真实性。春秋时期，晋国内乱，赵衰跟随公子重耳（后来的晋文公）逃难，来到翟国。恰巧翟国攻打戎族部落，得到了两个美貌少女，翟国国君把年长的女子叔隗嫁给赵衰为妻，生了个儿子，就是赵盾。晋文公回国即位后不久，将自己的女儿孟姬嫁于赵衰，生有三子，即赵同、赵括、赵婴齐。孟姬品德高尚，为人正直，当她听说赵衰在翟国还有妻儿后，便要求赵衰将赵盾母子接回来，又坚持立叔隗为正妻，自己做妾。后来，孟姬又劝说赵衰立赵盾为宗子，说赵盾贤能，知书达理；其母为正妻，正妻生子就是嫡子；赵盾年长，当立长子。孟姬还告诫她的三个儿子赵同、赵括、赵婴齐以庶子的身份侍奉赵盾。赵盾死后，他的儿子赵朔承袭了爵位。后来，赵朔娶了晋景公的姐姐赵庄姬做了夫人，生了个儿子，叫赵武。赵武就是戏曲故事里的赵氏孤儿。
后面的故事，分为了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晋景公十三年（公元前587年），赵朔死了，他的妻子赵庄姬就和赵盾的异母兄弟赵婴齐偷情。春秋时期是我国生机勃发的时代，人们的伦理意识不是很强，常常率性而为，所以那时乱伦的事情并不少见。但是赵同、赵括看不下去了，次年，把赵婴齐放逐到了齐国。赵婴齐临走时说：“有我在，栾书虽执政，也不敢对赵氏家族怎样，我一走，只怕你们就有麻烦了。再说，人各有长短，留下我，有什么坏处呢？”赵同、赵括不听。此事气坏了赵庄姬，她也是被愤怒冲昏了头脑，就在晋景公面前诬陷赵同和赵括谋反。晋景公犹豫之际，栾氏、郤氏趁火打劫，为赵庄姬作证。晋景公杀赵同、赵括，灭赵氏之族。赵庄姬这时才清醒过来，把赵武带到了宫中保护起来，以免受到栾氏、郤氏杀害。晋景公杀死赵同兄弟后，就想把赵氏的土地赏给别人。幸好晋国执政大夫韩厥对晋景公说：“像赵衰这么有功，赵盾这么忠诚，却没了后代，善人能不寒心？！”这一句话，挽救了赵氏，赵氏的土地被留下了，后来又封还给了赵武，赵氏家族得以复兴。
这是《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晋世家》记载的故事。
第二个版本是：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晋大夫屠岸贾擅自兴兵攻灭赵氏，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赵朔遗腹子赵武在公孙杵臼和程婴的佑护下逃过一劫，后赵武长大，依靠韩厥等人的支持灭了屠岸贾，恢复了赵氏。见于《史记》之《赵世家》（以下简称《赵世家》）《韩世家》。
杨伯峻先生认为“此两说似均难足信”，并进一步说：“《赵世家》记载赵氏被灭与赵武复立，全采战国传说，与《左传》《国语》不相同，不足为信史。”[5]按照《赵世家》的说法，屠岸贾于晋灵公时得宠，景公时任司寇，是晋国的权臣，可《晋世家》灵公、成公、景公时期的全部记载都没有他，《左传》也从未提及他，更不要说他率领诸将诛杀赵氏了。据《左传》及《晋世家》，至少在晋景公十七年之前，晋国势力较大的卿大夫是栾氏、韩氏、郤氏、赵氏，根本没有屠岸贾。
虽然如此，由于第一个版本中公主与叔叔通奸并直接导致了赵氏家族的覆灭，有损于主人公的形象，人们更愿意在第二个版本基础上创作新的故事。元代纪君祥创作的杂剧《赵氏孤儿》就是在第二个版本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润色而成，并一举成为经典：赵氏家族受奸臣屠岸贾陷害，一家三百口被诛杀。为保住赵氏孤儿，公主（赵氏孤儿的妈妈，晋灵公的女儿）、守门将军韩厥、晋国大夫公孙杵臼先后自杀，程婴为了拯救赵氏孤儿，献出自己的独子……20年后，程婴告诉了赵氏孤儿这一切，血债累累的屠岸贾受到了惩罚。
第二个版本不仅把公主描述为正面人物，还把双方的冲突演绎得更加尖锐，好人更好，坏人更坏，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悲剧中主人公那种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同邪恶势力斗争到底并取得胜利的英勇气概。东汉学者王充曾说：“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益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闻一增以为十，见百益以为千，使夫纯朴之事，十剖百判；审然之语，千反万畔。”[6]《赵氏孤儿》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心理，让人们在娱乐的同时，也受到正义和美的教育。从此，赵氏孤儿的故事广为流传，不仅在中国几乎妇孺皆知，还流传到欧洲等地。
三、中华美学精神与故事选择
在中华美学精神观照下，故事往往经过历代的精挑细选才得以流传下来，广为人知。故事中，好人都得到褒奖，褒奖者一般是天、神或者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也有官员、义士；坏人都受到了应得的惩罚，甚至被天打雷劈。好人、坏人即使在现世中没有得到奖惩，也会在天上或地下得到玉皇大帝或阎王爷的奖惩。作为农耕社会儒家提倡的主旋律，推崇孝行的故事广泛流传于民间。对孝故事初步分析后可以发现，孝故事大体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孝顺得好报。二是孝顺，受磨难，或被误解，终得好报。三是忤逆受惩罚。四是不孝，受到惩罚，改过自新。虽然在现实中孝子未必幸福，逆子未必一定受到惩罚，但对于百姓来说，这样的故事更容易接受，对他们的心理更有净化、塑造作用。可以说，中国民间孝故事是天人感应理论，序人伦、倚教化、求团圆、重意象情感诉求在民间的最好表达。
民间故事作为口头文学的一部分，千百年来在传承中一直变动不居，这是它永葆青春的原因之所在。即使是落在字面上的民间故事，在传承、选择中，也是不断变化的。现在我们都知道董永是大孝子，他“卖身葬父”“孝感动天庭”，获得仙女的芳心，演绎了一场人神恋，位列二十四孝之中，甚至连湖北省孝感市的得名，明代以来也说是由于“孝子董永”。可是，当我们翻检明代以前的志书时，都没有提及孝感是因董永得名，反而说孝感是“因孝子董黯立名也”。[7]
在敦煌藏经洞所出民间通俗类书《事森》中，保留有详尽的董黯传说：
董黡，字孝治，会〔稽〕越州勾章人也。少失其父，独养老母，甚恭敬。每得美味甘果，驰走献母，母常肥悦。比邻有王寄者，其家剧富，寄为人不孝，每于外行恶，母常忧怀，形容羸瘦。寄母谓黡母曰：夫人家贫年高，有何供养，恒常肥悦如此？〔黡〕母曰：我子孝顺，是故尔也。黡母后语寄母曰：夫人家富，羹膳丰饶，何以羸瘦？寄母答曰：〔我子不孝〕，故瘦尔。寄后闻之，乃煞三牲致于母前，拔刀胁卿，令吃之。专伺候董黡出外，直入黡家他母，下母床，苦辱而去。黡寻知之，即欲报怨，恐母忧愁，嘿然含忧。乃母寿终，葬送已讫，乃斩其头，持祭于母。自缚诣官，会赦得免。后汉人。出《会稽典录》。[8]
唐代之前，特别是先秦两汉时期，中国人尚武任侠，社会上弥漫着的是血亲复仇之风，这是董黯“怨亲之辱，白日报仇”获得认可并被列为孝子、大获称赞的原因之所在。唐代以后，一方面由于董永的传说更富有传奇性，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法律不再容许血亲复仇的行为存在，致使杀仇祭母的“董孝子”逐渐为“孝感动天”的董永这个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董孝子”所取代。[9]这也是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在故事选择上的较好体现。
在故事的选择上，从古至今都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那些过时的、陈腐的故事及其反映出来的观念，必须摈弃；老百姓难以理解、不易接受的故事，最终必然被束之高阁，更不可能传播出去，被外国人所接受。
四、中华美学精神与故事评论
艺术是情感的产物，优秀的艺术作品之所以能使观众产生情感共鸣，在于其情感性与思想性的统一，即感性与理性的有机统一。一个好的故事，能调动听众的情感，给人以启迪，以回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空，才有顽强的生命力。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10] 这是《红楼梦》成为世界名著原因之所在。与《红楼梦》一样让观众见仁见智的是京剧《四郎探母》。
《四郎探母》的故事内容并不复杂，但它影响了几代人，争论了上百年，多次禁演又多次复出。反对这个剧本的人认为：这出戏同情和美化了“叛国投敌”的杨四郎，宣扬了“叛徒哲学”，有辱杨家将“一门忠烈”的形象，应当否定，甚至禁演。与此同时，不少人主张进行改编、重写。有人说：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却命运坎坷的大戏，《四郎探母》应该改一改了，为了不至于若干年以后，再因为叛徒一类的东西被禁演，杨四郎的性格也该改一改。改成什么样的呢？就是在杨四郎永葆和平的信念感召下，萧太后终于放弃战争，奔向和平，与佘太君在边关“呀呼嗨一曲和平之歌”，杨四郎也能够一家骨肉团圆。
这样一改，没有了纠结，没有了冲突，但故事也缺乏了魅力。
笔者认为，现如今不少人提出的反对理由，恰恰是《四郎探母》持久魅力之所在。《四郎探母》最大的成功，是它用情感打动了观众，使观众产生了共鸣。杨四郎的悲剧，是人性的悲剧：他的懦弱，使他苟且偷生，而一旦投辽，他就会终生不得安宁。杨四郎备受煎熬的，除了不忠、不孝、不义，还有千百年来人们秉持的华夷之辨，但矛盾与痛苦的背后，则是杨四郎尚存的人性之善。否则，在两军对阵、杀机重重的战场上，杨四郎不会冒着杀身之祸偷跑出关探望老母。十五年的骨肉离别，已经让观众泪眼婆娑；短暂相聚后，杨四郎却毅然返北，让人在大骂四郎不孝的同时，又不能不陷入深思。我们在赞赏安徒生童话《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的同时，对《四郎探母》就应该多一点分析，少一点谴责，更不要动辄删改甚至禁演。
用中华美学精神指导故事评论，就是培育人们发现美、感悟美、表现美的能力，引导故事创作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故事。中国好故事既要有中国的民族性、独特性，更要有符合中国人审美情趣、审美意愿的思想内涵、风格特征、美学意境、社会价值。当今时代，中国好故事必须具备“五性”。
1.思想性。思想性是故事的灵魂，能给人启迪、教育，是体现中华美学精神的根本。这就要求我们在创作、讲述故事时，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人文修养，把思想和智慧贯穿其中。
2.艺术性。艺术性呈现为艺术语言、艺术形象、艺术意蕴三个层次。艺术语言塑造艺术形象，艺术形象蕴含艺术意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没有艺术性，没有生动活泼的语言和形式，故事就吸引不住听众，也发挥不了它应有的作用。
3.真实性。文学作品高于生活，但更要来源于生活，在反映光鲜的同时，不要屏蔽了背后的矛盾和痛苦。即使创新也要在现实基础上“合理创新”，不能“露怯”。这就要求作家学者化的同时，真正深入生活，接地气，练内功，而不是搞蜻蜓点水式的短暂“采风”。有的地方学者出于扩大影响和旅游的需要，在为本地造势方面夸大其词，明显违背历史真实甚至超越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样的故事不会有生命力，只能贻笑大方。
4.地域性。要体现中国独特的艺术样式、审美意趣、文化习俗、价值理念、宗教信仰、民族精神。只有中国的，才能是世界的。
5.时代性。要有全球视野，与时俱进。既要讲好中国传统故事，更要讲好当代中国优秀故事。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理解中国。
人类需要并且渴望生活在善与美的世界里。中华美学精神不仅仅是高大上的哲学命题，更是我们日常生活所必需。生活中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我们居住的环境未必尽如人意，亲朋、邻里之间不会只有鲜花和笑脸，如果一味放大生活中的不完美、不如意，留在记忆中的只有丑恶、痛苦、伤害与伤痕，不但伤害自己的身心，耗费自己的生命，还会危及亲朋邻里。因此，美需要培育，记忆需要净化，品位需要引导。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就是一项培养善、培育美的工程。
19世纪之前，中国的文明之灯照亮了欧洲和世界。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在中华美学精神观照下，用中国好故事照亮自己心灵的同时，再次照亮人类前进的道路。
[1] 李学勤.论清华简<保训>的几个问题.文物.2009（6）
[2] 李学勤.论遂公盨及其重要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6）；裘锡圭.豳公盨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6）
[3] “遂公盨”的释读众说不一，不少学者释为“燹公盨”或“豳公盨”。如裘锡圭先生认为，释为“豳”（邠）“可能是正确的”。见：豳公盨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6）此处从李学勤先生说.
[4] 《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
[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鲁成公八年（前583）条.
[6] 论衡·艺增篇
[7] 刘惠萍.混同与选择——湖北孝感“董孝子”传说研究.民俗研究.2015（2）.
[8] 王三庆主编.敦煌类书.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第241页.
[9] 参考刘惠萍.混同与选择——湖北孝感“董孝子”传说研究.见：民俗研究.2015（2）
[10]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绛洞花主〉小引，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