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前，潘鲁生与冯骥才一起来到了山西榆次的后沟村，对那个小村落进行了一番细致严密的调查。从那时开始，潘鲁生一直致力于传统民间文化的保护。近年来，潘鲁生和他的团队对于国内多个传统民间文化进行了田野调查和记录。因此，对于《后沟宣言》和传统民间文化的保护发展，潘鲁生有着独到地见解。

衣冠尚存记忆，而况古宅乎？

当冯骥才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巡礼”活动中提到潘鲁生和他戴的那顶帽子时，潘鲁生似乎又回到了13年前的后沟村，在他看来，衣冠尚可存留记忆，更何况是那些传统的村落与民间的手艺。

记者：在咱们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巡礼”活动现场，冯骥才主席特意提到了13年前您去后沟村时戴的那顶帽子，那顶帽子似乎非比寻常。

潘鲁生：那是在6月3日后沟村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巡礼”活动的现场，冯骥才主席在讲话时突然叫我的名子，问我13年前调研时戴的那顶帽子是否带来了，让我把帽子戴上。我想，这是他对我们所有参与者的鼓励，他又看到了13年前他和大家调研的影子，问大家保护民间文化的初心是否依旧。

我留着13年前的那顶帽子，它陪我走过许多调研的乡村田野，今天依旧。

其实，我们需要乡愁记忆，它是我们这个时代比较匮乏的东西，也是十分重要的心态、情怀和价值取向。其中包含对历史的尊重、对时间的珍惜、对人对物的一种感念，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新颖之物、新鲜功能、新异效果。一衣一帽尚且留存记忆风霜，更何况世代繁衍的村落古宅、辈辈传习的手艺呢？怎么能铲除、填平、新建替代呢？如果没有了传统文化记忆的载体，如何面对现在和过去的岁月呢？其实生活本身就是文化，这也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意义所在。

记者：《后沟宣言》对于文化界来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宣言。那么对于如今的后沟村，您是怎么看的？

潘鲁生：民间文化抢救工程当年在后沟村启动，一系列保护措施发挥了积极作用，13年过去了，村子保护如初，村民致富知足，民间文化得到了尊重。回想13年前冯主席带领大家寻找村子历史源头，查看碑文铭记，与村民谈当地习俗，在村领导家的小院吃农家饭问农民的生活收入，在村子里我与乌丙安先生还唱起了夯歌，与村民们打起了夯筑屋……，如今到了后沟仍能闻到13年前的味道，一山一石都感到熟悉而亲切。传统文化风貌的村子成了村民致富的家园，他们意识到老村子就是他们的资本，也是祖辈留给他们的文化家园。

我觉得后沟村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缩影，从文化学者的自觉到村民百姓的自觉和认同，从文化学者的倡导行动到全社会的共同行动，有了这样的文化自觉和行动，民族文化的复兴指日可待。

伟大而脆弱的民间文化

民间文化是伟大的，它能够创造诸多奇迹，而同时它又是脆弱的，一次小小的社会变革或者是一个家族的迁徙，可能就会让这个文化产生变化甚至消失。因此，保护民间文化传承，是非常困难的。

记者：我注意到在《后沟宣言》里有这样一句话：“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文化都源自于民间文化，而民间文化本身却是脆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潘鲁生：《后沟宣言》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和冯骥才主席发起，全国民间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的，这句话也确实别有深意，尤其是对于传统民间文化的研究者和学者而言，这种脆弱性很明显。

民间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经验文化，在传习过程中父传子、母传女、师徒相授，传习的是一种经验、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充满变数，既是丰富的、流动的，有时也是脆弱的、易逝的。

我举个例子，织布工艺是一种母亲的文化，往往由母亲传给女儿，女儿出嫁会把相关的手艺技法纹样带到外村，也会吸收外村的新元素，会带来织布工艺的丰富演变和发展。但同时，如果我们以今天数据化的视野来看，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在自然状态下的传习变化过程中，一些工艺纹样自主流失，如果不善加记录，也许今天有，明天就没了，被人们淡忘了，甚至査无音迹。

再加上社会生产技术、生活方式等大的变革和转型，民间文化的改变不可避免，千百年来传承积淀的文化也可能踪迹难觅，从这个意义上说是非常脆弱的，需要自觉地保护。

传统村落不止有古建与风景

从去年开始，山东相关部门启动了乡村记忆工程，对山东省目前的传统村落进行调研和保护。而在潘鲁生看来，传统村落不仅仅只有风景与古建筑，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东西。

记者：咱们聊聊传统村落吧，好像在大多数普通人的印象里，“传统村落”往往只意味着独特地建筑特色和自然风光，而传统村落里的人文含量却往往被忽视。作为国家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委员会的委员，您认为山东的传统村落的人文含量有哪些？

潘鲁生：建筑与自然风貌往往是我们对于一个传统村落的印象，这也恰恰证明保护好这些有形物质载体的重要意义，否则我们甚至无法在最直观的意义上感受一个村落历史和文化。

进一步看，有形的构架之内包含的是相应的人文风情、历史智慧。比如传统村落里的宗祠、门楼、戏台、水井等其实是聚散活动的中心，包含着开放的精神空间，还有古驿道、商业街等往往构成传统的轴线，包含着生长性的内容，再有民居建筑等具有居住、商贸、交往、教化、祭祀、防御等功能，形制特色丰富而又鲜明。我们来到传统村落正是在今天的语境中感受历史的记忆，在历史和当下并置的时空与文化界面里体会其中深层的内涵和意味。

记者：结合目前山东传统村落的保护问题来看，山东是否有一些成熟的可复制的传统村落保护模式？后沟村的保护模式的特殊性是什么？是否可以复制？

潘鲁生：由于历史的原因，山东存留的传统村落较少，目前进入国家保护名录的有37个。在具体实施的层面，传统村落保护一定要因地制宜，实现“一村一规划”、“一村一方案”。传统村落往往有成百上千年历史，留存到今天非常不容易，它的建筑布局、生态依存、文化肌理等都有自己的历史形成过程和特色，必须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保护，不能用简单的机械技术，实施线性规划、道路硬化等硬性发展。

在经验和方法层面，一些好的做法可以借鉴，从山西榆次后沟村的经验可以看到，在全面梳理、深度认识和尊重认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整体性、风貌性和原真性的保护原则，解决了修旧如旧与舒适生活的矛盾，从民居建筑到作坊工艺，全面复原传统风貌，从而使文化价值全面凸显并在后沟村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传统文化需要发展而不是开发

无论是民间文化还是传统村落，似乎都绕不开保护与开发这两个词儿。如何保护与开发，则是一个矛盾的问题。

记者：近年来不管是传统村落还是民间文化，由于过度开发而导致的变味儿保护层出不穷，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潘鲁生：我一直不主张对文化保护用“开发”这样的词和观念，在社会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民间文化发生演变不可避免，民众保护需要自觉，资源利用是种途径，社会发展才是根本。发展，仍是以民间文化自身为主体，适应当代生活，实现有机传承和有序更新。但开发是另一个概念，往往是把民间文化作为被动的客体，甚至存在被肢解、曲解乃至面目全非的境遇。

所以重要的不是开发而是发展，是认同民间文化、尊重民间文化、融入民间文化，从而实现它的生长和复兴，而非以当代需求来评估民间文化、利用民间文化，实现功利意图的取用与满足。以传统村落的文化旅游为例，问题根源不在于是否应该发展旅游产业，而是从何种立场和方式上发展民俗旅游。

传统村落要延续和发展下去，必然要与当代社会对接发展经济和生产，因而发挥其文化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发展具有文化创意内涵的文化产业，具有契合度和可行性。关键在于，是充分认识文化的独特价值、尊重文化的生态和内涵，以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来增加产业附加值，还是以短期的市场收益、逐利需求来开发、肢解、改造原本具有唯一性的历史文化遗存，区别不言而喻，行动必须慎之又慎。

目前，一些把古村落古街区过度旅游开发的项目已吃了苦果，但像后沟村等尊重和保护文化生态意义上的民俗旅游则有持续性。所以，我们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必须回归文化并着眼社会发展，也就是更加重视文化生态和文化资源保护，变静态保护为动态营造，并进一步发挥好村民的主体作用，是在文化认同和发展的基础上寻求村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