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兆元:愚公移山故事主题的解读与体裁认知

刊发时间:2018-08-15

【内容摘要】对于愚公移山故事的主题揭示与体裁认知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最初的愚公移山叙事无所谓体裁之说,只是一种论述的叙事例证。被视为小说,则是据于其故事情节与人物的完整性;而称其为寓言,则着眼于意蕴挖掘;称其为传说,是考虑其人神交杂特点;而表述为神话,是希望更加深入揭示其文化影响力。愚公移山从一个普通故事,在20世纪成为民族精神的符号形式,是中国叙事文本最具影响力的故事之一。今天,愚公移山精神被重新唤起,那么进入神话学研究的视野,将更进一步在揭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扩展其意义空间,无论是社会意义与文化意义都将得到前所未有的认知。

在中国的叙事文典中,愚公移山是一篇具有独特意义的文献。从《愚公移山》诞生以来的千余年间,它被淹没过,也大红大紫过;它被捧得很高过,也被贬得很低过。由于这些不同平常的经历,以至于它自身的属性很多方面都被掩盖了。作为一篇叙事文本,目前来说,还没有哪一部作品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对于《愚公移山》的主题揭示传播历史进行一番考察,对其体裁认知过程的考察,是很有意义的。

《愚公移山》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作品,即什么体裁的作品?是民间故事,还是神话,还是寓言?这还是一个不太明确的问题。

《愚公移山》是不是神话呢?过去做神话研究的人,都是不太研究这个故事的。袁珂先生提到愚公移山故事,但是不是在讲愚公的问题,而是讲巨人族夸父的问题,顺带把愚公移山的故事说了说。在中国神话研究的早期开拓者看来,这个“神话”太像寓言了。茅盾先生在《中国神话研究ABC》中这样说愚公移山之事:

这是一段很有哲学意味的神话,主要目的是在说明太行、王屋二山之方位之所以然。二山既在北部,所以此神话亦显然是北部的产物。愚公和智叟或者本是“半神半人”的 人物,伪造《列子》的人加以最后的修改,成了现在的形式,便很像一个“寓言”了。[ 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世界书局1929年,第19-20页。]

这个体裁定位影响了后来人们对于愚公移山的性质的定位,说是神话却转为寓言。后来大家都是把这个故事当做寓言来读的。所以毛泽东主席在其七大闭幕式上做了一个报告,定名为《愚公移山》。毛主席便这样说道:

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名叫智叟的老头子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

既然毛主席说是寓言,所以我们很多的文学史著作也是这样定位的。多部中国文学史的著作,开篇就会讲“神话”一节,但是这个神话举例中,多数是不会提到愚公移山的,只是提到精卫填海、羿射九日、大禹治水、炎黄之战几个经典的神话。原因可能是:愚公移山出自晋代的《列子》文本,而这个文本争议大,很多人以为是伪书。我们前面提到的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ABC》就说是“伪造列子”的人,同时也是确认这个故事很像一个“寓言”。愚公移山之成为寓言,很快就成为主流的看法。《中国寓言史》会强调“愚公移山”的寓言意义,而很多的《中国寓言选》或者《中国寓言精华》都会选择“愚公移山”故事到选本之中。

“愚公移山寓言说”的最有影响的表达是《愚公移山》选录到中学课文,语文教学参考书将其定为“寓言体裁”。一位中学教师在其教学研究文章中这样说:

关于《愚公移山》的体裁。第一,《愚公移山》是寓言。对于本文的体裁,大多数老师有明确的认识,教师用书也明确指出:“《愚公移山》是古代寓言中的名篇”。关于寓言,《现代汉语词典》有明确的定义:“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常常带有讽刺或劝诫的性质”。本文在整个《列子·汤问》中,作为“一系列反映‘巨细’‘修短’等范畴的不确定的故事”中的一个,论证了“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的结论。毫无疑问,在这样的语境中,用“一个假托的故事来说明某个道理”的这段文字应该是一个寓言故事。把《愚公移山》当做寓言来教,将理解故事的寓意作为教学的重点就在情理之中。正如孙绍振教授所言:“故事的主旨并不在于移山的实践,而在于移山这样的顽强意志”。[   白海静:《愚公移山教学综述》,《读与写》2016年第8期]

我们看到,无论是一般中学教师,还是教学参考书,甚至是大学教授,都是在讲述愚公移山的寓言特性。用一个假托的故事来说明某种道理,这当然是寓言。由于中小学教学对于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影响最大,因此寓言的定位在普通人的心中就是根深蒂固了,所以一般人就不会朝着神话的思路上走了。

茅盾的表达、毛泽东主席的表达、中学教学参考书的表达,这都是权威表达,都是将“愚公移山”指向了寓言,所以主流的看法就是这样了:愚公移山就是一篇寓言。

就“愚公移山”故事本身看,那也真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故事,难以朝着神话挂钩。故事描述的愚公一家的生活,根本就是非常现实的描述。第一,愚公不是神,而只是一位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老人。第二,他们的家庭,是普通的家庭。开家庭会,大家谈论问题很热烈,具有生活气息,其妻提出疑问,也是很正常的生活事件。第三,那个帮助挖山的隔壁寡妇的一个刚刚换牙齿的小孩子,是跳跃着跑过来的,很真实,也很生动,一点不神奇。第四,那个智叟,就是那个有点自以为是的老头,出来说点风凉话,也很具有现实性。在挖山前,愚公移山故事不具备神奇感,也不像一个神圣叙事。所以说,愚公移山看起来就不像神话。

古人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也是重点讲意蕴,虽然故事有寒暑易节才挑完一担土到渤海去了回来的、有些幽默却又十分悲壮的情节,但是故事的多重意蕴还是为人所关注的焦点。在一定程度上真是寓言。比如张湛注释《列子》就是这样的思路,他大意上说,所谓的愚公不一定就是愚蠢,所谓的智叟也不一定是聪明。看起来有些迂愚的行为实际蕴含与大成功的可能,而看起来机智的行为可能只是小聪明而已。最初的解释者这样解读“挖山不止”行为:“世咸知积小可以高大,而不悟损多可以至少。夫九层起于累土,高岸遂为幽谷。苟功无废舍,不期朝夕,则无微而不积,无大而不亏矣。”这样就给寻常的行为予以了哲学的解读,我们通常会说积少成多,往往会忽略损多为少的道理。而对于子子孙孙挖山的解读,则又给出一世智慧,和万世智慧的观念:“夫期功于旦夕者,闻岁暮而致叹;取美于当年者,在身后而长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于大人,以天地为一朝,亿代为瞬息;忘怀以造事,无心而为功;在我之与在彼,在身之与在人,弗觉其殊别,莫知其先后。故北山之愚与嫠妻之孤,足以哂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欤?”这也就是说,有的人是眼前利害,有的人是长远智慧。这就是俗士和大人的区别。

理解到了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古人对于愚公是理解为“大人”的,不是寻常老头,“以天地为一朝,亿代为瞬息”,这简直就是大智者,大英雄,就有点近神了!这时,我们还会把愚公挖山的故事看做一个寻常事件吗?所以寓言说也是在朝着神话转化了。

但是这样一个故事在古代影响似乎不大。既没有被各种类书和故事类编所收录,也很少成为成语被引用,只有极少数的人有所表述,但也不是最具影响力的人表述。所以本人对此很是疑惑,古代社会愚公移山故事影响力似乎很小。本人觉得这是因为《例子》一书被认为是伪书,尤其是柳宗元怀疑,影响了很多的人。所以大家对于这部书本身就有所忽略。愚公移山故事不见于先秦文献,似乎是晋代才出现,则看起来不是一个古老的先秦两汉的故事。还有古人对于山岳有信仰崇拜之情,移山之举似乎不符合主流的文化信仰观念。古籍中的“愚公”多是指另外一个愚公,跟愚公移山故事中的愚公是不同的两个人。本人于是断言,愚公移山故事只是古代的一个昙花一现的故事一个小小的另类故事。[ 田兆元 邱硕《愚公移山:20世纪的民族精神建构及其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但是这个观点出笼马上就遭到有关学者的痛斥,他们会找出来一些零星资料,证明愚公移山故事在古代也是有影响的。就像在《说文解字》可以查到,在《康熙字典》可以查到,就说某个字在古代很常用荒唐一样,古籍中的零星引述,尤其是非主流的文人引述,在过去传播不便的历史时期,其影响有限是必然的。由于我们对于历史上的故事的影响力分析缺少具有量化的指标,大多数是猜测性或者臆想性的论断,因此不具备科学性。因此,建立古代民间故事的影响力的评价标准是非常必要的。本文不讨论这些标准,但是却要讨论愚公移山故事在20世纪突然勃兴这一文化现象。

傅斯年先生是现代弘扬愚公移山精神的第一人。傅斯年1918年在《新潮》杂志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了著名的《人生问题发端》一文,宣扬积极的人生观,他对于历史上的老庄阮籍等达生观进行了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出世论、物质主义和遗传论,认为这些都是破坏人生的“左道”。那么什么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呢?他说:“姑且抛开理论,把伪《列子·汤问》里的一段寓言,取来形容这道理吧”。于是,他把《汤问》篇里面的愚公移山故事全文引用出来,仿佛新大陆被发现一般。在原文的后面,傅斯年这样写道:

这段小说把努力、为公两层意思,形容得极明白了,“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为乎”一句话,尤其好。我们可以从这里透彻的悟到,人类的文化和福利,是一层一层堆积来的,群众是不灭的,不灭的群众力量,可以战胜一切自然界的。末一节话虽荒唐,意思乃是说明努力的报酬。但能群众永远努力做去,没有不“事竟成”的。我们想象人生,总应当遵从愚公的精神。我的人生观念就是“愚公移山论”。简截说罢,人类的进化,恰合了愚公的办法。人类所以能据有现在的文化和福利,都因为从古以来的人类,不知不觉的慢慢移山上的石头土块;人类不灭,因而渐渐平下去了。然则愚公的移山论,竟是合于人生的真义,断断乎无可疑了。[ 参见田兆元 邱硕《愚公移山:20世纪的民族精神建构及其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这种积极的愚公移山论,在当时中国社会积贫积弱,亟待奋起图强的时刻,确实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愚公移山成为人生观,这是具有新民启蒙的意义的。这篇文章是不是当年在北京的青年毛泽东看到过不得而知,但是这篇文章的积极意义是不容小觑的。有趣的是:傅斯年是以“小说”在称呼愚公移山故事的体裁,可见愚公移山的体裁认知是何等的多元,也可以见出现代体裁问题的认知在20世纪初期还是迷茫的。

1940年,徐悲鸿在印度期间,构思创作了水墨画和油画《愚公移山》,后来回国展出,表现中国人民抗战决心,其积极意义突出。但是一副油画,在那样兵荒马乱的岁月,媒体传播渠道有限的情况下,能够有多大的影响,真是不好说。但是,徐悲鸿成功地将语言文字的叙事转化为图像景观的叙事,是愚公移山故事叙事模式的一次重大的转变。

把寓言说发挥到极致的还是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七大闭幕式上的报告,赋予了愚公移山故事深刻的内涵。毛主席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 ,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显然,毛主席在这里赋予这个故事的精神能量是一种社会改变的力量,远远超出了智者愚者的思辨问题,俗士与大人的区分问题。

关于愚公移山的故事,为何毛泽东主席那样不断讲述,不断开掘其意义空间的故事,一直是一件值得讨论的问题。据现有资料,我们发现,从1938年到1945年,毛泽东主席至少一共四次讲述愚公移山故事:

1938年12月1日在抗大第4期第一、三、四大队15个队毕业典礼大会上的讲话时,毛泽东提到愚公移山的故事。毛泽东告诫大家抗日是长期战争,我们的办法就是打下去,一直到胡子白了,于是把枪交给儿子,儿子的胡子又白了,再把枪交给孙子,孙子再交给孙子的儿子,再交给孙子的孙子……,总要打下去,日本帝国主义不倒也差不多了。这是引用愚公移山的事典,赋以鼓舞抗日斗争的新意在其中了。    

1939年1月28日在抗大第5期开学典礼上,毛泽东重申,现在同志们都没有长胡子,等长了胡子了,抗战还未胜利,就交枪给儿子。儿子长胡子了,就交枪给儿子的儿子,儿子再给儿子,再给儿子……毛泽东说,这样下去,何愁抗战不胜,建国不成?这条道理是中国古代一个老头发明的。他家门前有座山……毛泽东引用了愚公移山的故事之后,又把话题落到抗日的问题上。指出,我们打日本帝国主义,也是这条道理。 此时,毛泽东主席运用了愚公移山的主题意蕴,但没有把故事很好地叙述出来。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特别强调愚公那一段子子孙孙挖山不止的话,显然是他对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具有理性认识所致。抗战时期,面对日本侵略者来势汹汹的架势,有人抛出“亡国论”,有人则过于乐观,提出“速胜论”,毛泽东通过对于局势的深入分析,对于两种观点进行了尖锐批评,提出对日“持久战”的著名战略观念,由于实力悬殊,中国对日不可能速胜;由于中国地大物博,民众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日本不可能征服中国,所以这是一场持久的战争。抗日战争与愚公移山有着一致的联系:愚公移山是要子子孙孙挖下去,直到胜利,这样一种坚持不放弃的韧性,正是持久作战所需要的精神。抗战精神与愚公精神的关系,在毛泽东的报告中有力地联系起来。    

对于愚公移山故事产生更大影响的是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的多次报告。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他这样说: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在一九三九年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口号,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好比说,我们有一百条枪,你们缴了我们九十九条,我们当然不高兴,但是不怪你们,因为你们本领大,高明得很。但是,就是只剩一条枪,我们也要打到底的。只要我们手里还有一条枪,我们被打倒了,就把枪交给我们的儿子,儿子再交给孙子。有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说在山西有一座太行山和一座王屋山,现在这两座山比较矮,从前比较高,不大好走路。有一个人名叫愚公,是一个很笨的老头,在他附近还住着一个老头名叫智叟,是一个很聪明的老头。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吵起架来了,为什么吵架呢?因为愚公要把太行山、王屋山移掉,带着他的儿子孙子挖山、挑土。那个聪明的老头就告诉他不必挖了,太行山、王屋山这样高,怎么能挖掉呢?愚公说:这两座山虽然高,但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父而子,子而孙,孙孙子子,子子孙孙无尽,而山是不会再增高的。后来,有一个神仙为愚公的精神所感动,报告了上帝,上帝就派人把山移走了!这个故事是书上讲的,并不是我编造的。    

我们看到,1939年毛泽东在抗大讲话的时候,愚公移山的故事只是记得子子孙孙挖下去的这样的情节,到了1945年,这个故事被添油加醋地讲起来,很随意地发挥着。可能这段时间通过回忆,故事情节稍微完整一些了。但是子子孙孙打下去还是被首先强调的。他也很清楚,这个故事要是他编的,影响就会不好,所以他强调这个故事是书上讲的,政治报告中开始强调带有学术色彩的严谨性。    

1945年5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结尾时,毛泽东说:“同志们!我多次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就是要大家学习愚公的精神,我们要把中国反革命的山挖掉!把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山挖掉!” 经过多次表述,人们应该对于这个故事有了一定的印象,这为最后把愚公移山故事作为“七大”政治主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参见田兆元 邱硕《愚公移山:20世纪的民族精神建构及其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致闭幕词时,再次提到愚公移山故事。

毛泽东主席的愚公移山故事讲述,与抗日持久战战略是联系在一起的。而愚公移山精神针对的目标在七大的报告里面,也从过去单一的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转为打到日本帝国主义和推翻封建主义的双重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愚公移山的故事即是中国人民打到日本侵略者的思想武器,也是解放战争的思想工具。

一个寓言故事,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精神武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民族精神户的符号象征,这事实上是一个绝大的神话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改变其称谓,着眼于精神意蕴的拓展。

确实,在愚公移山精神的鼓舞下,不仅消灭了日本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制度也迅速推翻了,一个叙事文本的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

后来《愚公移山》编成《老三篇》之一,在二十世纪后期的一段时期里,几乎是中国人人手一册的宝典,“愚公移山”故事的弘扬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到了20世纪末期,社会出现了对于“愚公移山”故事的反思。如在中小学教学中,“搬家论”被视为创新思维。据说有一个学生在语文课堂上提出:搬家比移山更合算。获得很大的反响,于是还出现了辩论赛:正方:愚公应该移山 反方:愚公应该搬家。这种功利主义的观念否认愚公移山的价值,在20世纪后期竟然是很有市场,是时代思潮的体现。这种对于英雄主义的怀疑,是那个时代个人主义膨胀的体现,也是那一时期思想多元的社会生活的体现。

到了新时期,愚公移山精神再次被弘扬。愚公移山故事被列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是体裁再次发生变化: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在济源,还有一个愚公村,有很多的关于愚公移山的故事流行。非遗保护推进了愚公移山故事的传承。

有趣的事:为什么不说愚公移山寓言,而说传说呢?

但是,主流话语还是寓言。2017年11月23日,党建网等载了一篇《学习时报》的文章,文章这样说: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闭幕式上做了《愚公移山》的著名演讲,全面阐述了“愚公移山”这一寓言的革命意蕴。此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愚公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立下愚公志,打好攻坚战”,在推进事业中要“大力弘扬愚公移山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需要重温《愚公移山》,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

[http://www.wenming.cn/djw/djw2016sy/djw2016dsgs/201711/t20171123_4497951.shtml《坚持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重读毛泽东的<愚公移山>》]

重温愚公移山寓言的革命意蕴,坚守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作为民族精神符号的愚公移山,从20世纪延伸到21世纪。

虽然其精神意蕴与当年一脉相承,但是笔者觉得愚公移山故事,已经不再是一个寓言所能够范围的。我们应该恢复其神话的本来名目。笔者在《中国神话与中国精神》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创造性地弘扬愚公移山神话的抗争精神与英雄主义精神,树立了一个中国神话文化遗产传承的典范。”[ 田兆元:《中国神话 中国精神》,《北京日报》2017年8月7日]恢复愚公移山的神话称谓,转变其体裁认知,也是转变其精神价值的进一步挖掘。

我们看整个愚公移山故事,发现是一个典型的创世神话框架的叙事:上帝制造了世界(这个上帝或者是盘古之帝,或者是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自然世界,或者飞禽走兽以及民众,都是上帝创造,或者为上帝的身体变化所致。上帝制造了这样的秩序,也管理这样的秩序。愚公移山的故事让上帝知道了,于是事情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愚公移山故事这一段就全是神话:

“操蛇之神闻之,惧其不已也,告之于帝。帝感其诚,命夸娥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这里一共有三个神,三个神涉及中国创世神话的大问题。

一.操蛇之神

这是个什么神呢?我们在《山海经》里看到有8次提到操蛇的故事,大约涉及到6个或者6类神灵。愚公移山的操蛇之神和《山海经》的操蛇之神有无关系呢?我们现在把这些操蛇之神列出来吧:

1、又东一百五十里,曰夫夫之山,...神于兒居之,其状人身而身操两蛇,常游于江渊,出入有光。---《中山经》

2、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其上多黄金,...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中山经》

3、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海外西经》

4、博父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邓林在其东,二树木。一曰博父。...《海外北经》

5、雨师妾在其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海外东经》

6、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柜,...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又有神衔蛇操蛇,其状虎首人身,四蹄长肘,名曰彊良。...《大荒北经》

这些操蛇的神灵是有特点的。首先操蛇一族是龙的传人的标志。这跟珥蛇、载蛇、践蛇一样,都是龙蛇家族的成员。例2的洞庭之山,是女英娥皇的居处,这是尧女舜妃,是典型的龙族。例1、例2是中部洞庭湖一带的神灵操蛇,说明龙文化在古老的时期,已经进入了中部长江流域了,并进入南方各地了。在《山海经》时代,操蛇珥蛇一族几乎遍布神州大地,成为海神,甚至夏侯开国之祖。例5之黑人是操蛇族,例6之九凤族也是操蛇之族。我们已经看到不同的肤色和种族,不同的图腾都已经归于操蛇之龙族的大旗之下了。

愚公移山中的操蛇之神,跟《山海经》的操蛇之神哪一个最为接近呢?这就是例4的博父国,据说,这里就是夸父国。

二.夸娥氏

于是,我们关注到愚公移山里的另外一个神灵--夸娥氏。在《山海经》里,夸父和操蛇之神是在一起的: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博父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邓林在其东,二树木。一曰博父。...《海外北经》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夸父和博父真的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地方。夸父死后其拐杖化为一处邓林(桃林),而博父国也有邓林(桃林)。博父国或者夸父国的人都是手里操蛇的,我们可以简单推论,夸父族也是龙族。夸父族是巨人族,所以“其为人长”。

夸娥氏是不是就是夸父呢?我们发现,夸父在古籍中频频出现,后来的人们也不断引述夸父逐日化为邓林的故事,但是夸娥氏的故事就很少再见到。考虑到夸父族是操蛇族,而夸娥氏也是与操蛇族关联在一起,这个夸娥也不过是夸的语音延长而已。能够背山是大力士巨人族,我们知道的大力神族也就夸父一族,所以,夸父族与夸娥氏族即便不是一族,也是相近的兄弟之族,因为他们同是操蛇之族--龙的传人。

更有说服力的是,愚公移山的故事出现在《列子·汤问》篇,《列子·汤问》在讲完“愚公移山”故事后,接着就说“夸父不量力”,讲夸父逐日的故事,夸父操蛇的故事,这是不是《列子》为愚公移山故事的“操蛇之神”“夸娥氏”的神灵找直接的证据呢?所以愚公移山故事写的是愚公这样的普通民众,但是他们背后是巨人家族--操蛇之神--龙的传人一族的背书。因此,这种普通民众的伟大精神与巨人神话是内在联系一起的。

三.上帝

当操蛇之神发现了愚公之举,立刻打了一个报告给了上帝。这个帝就是中华创世神话的无上主宰,即从上古流传下来的上帝。在《尚书》中,这位“上帝”出现32次之多,而单称“帝”实际上是上帝之义的更多。我们看到最初祭祀上帝的是舜,《尚书·舜典》这样记载:

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

这是禅让继承王位以后,帝舜的祭祀活动,赫然将上帝列为首位。这位上帝至少从那时起,一直到晚清时期,都是国家祭祀的主角。以《诗经》为例,有24次提到上帝。如《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上帝之在中国客观存在,是不容置疑的。这就是中华创世神话的最高主宰。也是愚公移山中最终解决愚公困难的人。人们忽略了愚公移山故事的最终解决是上帝的力量,是创世神的力量。今天,我们要学习愚公的精神,也要感戴上帝的护佑。

愚公移山故事中上帝出场了,这也是最为直观的一件重整世界秩序的神话:上帝派人搬动太行、王屋二山!于是我们看到了愚公移山创世神话中的本质性叙事,愚公作为龙的传人,具有坚韧的品格,时时得到操蛇之神的护佑,操蛇之神请求上帝来解决民生困难。上帝慈悲,以其伟大力量解除了愚公一家的痛苦,扫除了自然的障碍,重整了自然的秩序。

于是,我们发现,上帝、巨人(夸娥氏)、操蛇之神、愚公,构建了一个神圣的叙事谱系,愚公一家是上帝之子,龙神之子,是具有夸父品格的华夏儿女子孙。这种精神代代传承,到了毛泽东时代,那种强大的力量,就是从这种传统创世神话与信仰精神中迸发出来的。今天,在中华民族崛起的时刻,愚公与操蛇之神,巨人家族与上帝的这种合力的神圣叙事,也将带给中国人无限的精神力量与文化自信心,以能够克服一切困难,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做出贡献。

愚公移山叙事的寓言表述与神话表述是愚公移山体裁的主要认知视角,而小说、传说则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愚公移山故事的另外看法。小说说是最初的表达,着眼于普通的虚构叙事,寓言说强调其意义,传说说是力图恢复其神话的过度形式,而神话说是当下回归叙事本源的一种认知。

恢复愚公移山的神话的叙事认知,是培养中国人的信仰精神,增强文化认同感,增强其对于自然敬畏的重要举措。也是弘扬龙的传人精神的重要举措。愚公精神伟大,中国上帝力量巨大,两座大山是上帝差遣巨人神背走的,这是巨大的民族信仰文化自信心的体现。

体裁的称谓与主题揭示联系在一起,作为文化之根的神话称谓,才与今天中华民族崛起背景下愚公移山故事主题相符相称。

 

作者:田兆元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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