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在“一带一路”民间文化探源工程咨询暨《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座谈会上的发言(五)

刊发时间:2016-03-28

吕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首先我向我的老师刘锡诚先生致敬、祝贺!其次我还要向中国文联出版社表示我的祝贺!特别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顾苹老师!你为这么好的一部作品付出的心血,配得上大家的感谢。刚拿到书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感觉封面装帧特别的好,从外表上看就是一部高档次的精品书。

先生的这部著作在河南大学出了第一版以后,我就写过一篇评论的文章(《中国民间文学的西西弗斯——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读后》,收入吕微《民俗学:一门伟大的学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关于先生学术贡献,我还写过其他一些文章(《我们的学术观念是如何转变的?——刘锡诚:从一位民间文学-民俗学学者看学科的范式转换》,同上)。新版《二十世纪中民间文学学术史》的主体部分虽然在2006年第一版(98万字)中就已经成熟了,但新版(110万字)又增加了十几万字的内容。从个人感受的角度,我可以用两句话来表达我对先生这部宏大著作的基本评价:在客观性中追求主观性,在主观性中追求客观性。

先生这部著作的文献基础部分非常充分、厚重,这是大家都公认的,是为先生这部著作的客观性之所在。但以此也就有人发生疑问了:这样一种范式的学术史著作多少年后是不是还有人能够重写?我认为很难了。因为,先生本人就是半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先生长期担任学术领导职务),正如先生自己说的,“从年轻时就曾投身于民间文学队伍的行列,从80年代中期起又重回到此行里一连工作了八年,前后五十年来陆续积累了不少史料和做了一些笔记,没有这些积累,要做这样的课题是想都不敢想的”(《二十世纪中民间文学学术史》第16页,下同),所以我说,几乎没有人能够再凭借一己之力就完成这样一种亲历者身份的学术工程。我曾在《中国民间文学的西西弗斯》一文中,向先生表达了自己的愧疚: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这项工作,原本是应由我们(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学者来做的事情,但我们没有做出来,所以先生写出这部著作以后,我觉得非常惭愧和内疚。我认为先生是出于对我们这一辈年轻人的不满意,才以近七十岁的高龄投入这项浩大工程的,而原本,先生他可以不必这么辛劳,因为我们没有写出来,所以他才不得不亲自动手来写这部学术史。这就是我说的主观性的意思,即先生的主观性意志,换句话说,即便我们这一辈人写出了一部同样题目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先生自己还是要写,因为他要表达自己主观上的独到观点。于是,先生以自己意志的主观性完成了这样一部超百万字的大著作,而且这部大著作在文献资料的客观性上,又是非常充分、厚重的,我们大家读了以后都感觉到,这本书引用材料的来源和清晰度都值得信赖。作为学术著作,一旦在材料上站住了脚跟,就为认识上的客观性奠定了经验的基础。以上是我对先生的著作的基本评价:通过主观性意志追求客观性认识;通过客观性认识表达主观性的独到观点。

但是,如果进一步说明,我所谓的通过客观性认识表达主观性,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通过客观性认识体现主观性的人格精神。先生对人、对朋友几十年如一日,不因为你当年怎么样,现在又怎么样,身份、地位有了什么变化,先生待人的态度就会有什么变化;先生对人、对朋友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平等与真诚。先生的这种人格精神特别鲜明地体现在他的著作里面,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表彰了许多在学术史上有影响的学人、学术论著、学术事件、学术组织;但还有很多在学术史上并没有什么影响或影响不大甚至已被历史淹没无闻的人和事,都被先生重新发掘、整理出来,连我们干这一行的人都会惊讶地发现:原来历史上还有那么多的人和事,我们都没有注意到,但先生注意到了。先生的这个“注意到了”,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先生做学问的客观性认识方法,另一方面也是先生的主观性人格精神的鲜明体现,就像先生平时待人的平等与真诚一样。正如我在评论先生的藏书时(http://www.chinesefolklore.org.cn/blog/?uid-7681-action-viewspace-itemid-40279)就已经说过的:“先生收藏的就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的学术历史,就是这一百年来,先生认识和不认识、曾经谋面与不曾谋面的人(包括学者和热爱民间文学的普通人),为民间文学这门学科流下的汗水以及付出的心血。我想,只有先生这样宽厚的仁者,才能够以如此认真的态度,听取每一个人关于这门学科(尽管不同)的意见,一辈子都不曾改变。”如若没有真诚、平等待人的主观性人格精神,我想,许多人写出来的学术史一定不会像先生这样写的学术史。同样的学术史,为何写?写什么?怎样写?除了要有客观性的认识方法,还要有一颗主观上的公平心、诚恳心。这就是我说的,在客观性中追求主观性的第二层意思,即在客观性认识方法中体现主观性人格精神。

而我说的在主观性中追求客观性,也还有第二层意思,即如何认识历史的客观性,不仅仅取决于材料的客观性。如果我们实录历史,就会发现,就表象而言,历史仅仅是许多人的主观性活动、行为的过程、事件,而这些过程、事件之间是看不出什么客观性也就是必然性联系的。例如,当我们说到1949年以前,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的中心曾经转移于几个地方,出现过多个运动中心:由北京大学转移到中山大学,从中山大学又转移到昆明的西南联大和延安的鲁艺,完全是因为国内政治和抗日战争的影响所致。如果没有国内政治、没有抗日战争这些外在的偶然性条件,就没有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中心的转移;反过来说,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中心的不断转移,是在外在的历史因果性的客观性条件下,民间文学学者群体主观性意志的偶然性选择,而以此书写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就将只是一部受外部条件影响的主观偶然性的学术史。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仅仅根据民间文学学者群体的主观性意志的偶然性选择来书写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这样的学术史就没有任何客观性、必然性可言了。那么,如何把学术史理解、解释即处理为一种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的内在因果性事件和过程呢?亦即,任何把主观性、偶然性表象的学术史书写为客观性、必然性规律的学术史呢?先生使用的方法就是“学派”的概念,特别是在“绪论”的第二节中,先生着重阐明了该著的核心思想:二十世纪的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就是一部民间文艺学诸流派彼此消长的历史。这样,先生就用客观性、必然性概念的普遍性思维方式,代替了对历史表象的主观性、偶然性特殊性描述。以此,“学派”的概念,就成为了整部《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核心概念即第一关键词,而“学派的消长”则成为了该著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

所谓“学派”,在先生的学术史著作中,主要指的是“文学学派”和“民俗[学]学派”:“中国民间文学百年学术史上,在学科内部,大体上有两种思潮:一种是以文载道的中国传统文学价值观为引导和宗旨的文学研究和价值评价体系;一种是以西方人类学派的价值观和学术理念为引导和评价体系的民俗研究”(第7页)。上述两种学术思潮,换一个说法就是基于两种不同的学术目的的学术流派(众多流派都可以归纳到这两种学术思潮的门下)的学术主张:一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术主张、思潮,另一种是为人生而学术的学术主张、思潮,先生特别推崇后一种思潮主张,称之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社会功能性的一个人文学科”(第9页)。

于是,当先生用“学派”、“目的”(先生称之为“价值观”)等概念来思考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时候,影响学术史的(如国内政治、抗日战争等)外在历史原因就被转换为“学科内部”的内在性纯粹学术原因,即民间文学学者群体在用概念思考学术目的——尽管诸学派通过概念思考的学术目的并不一致,因而学派“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而且从来也没有统一过”(第9页)——的理论条件下,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就具有了其自身内在的客观性、必然性发展动力,尽管先生的描述学术史的时候,仍然“以社会政治事件作为学术分歧的标准或参照”(第8页)。或者这样说也可以,虽然在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上,两大主要流派出于两种不同目的(实践和“纯”学术)的学术论争,看似主观性、偶然性的表象,却一致地指向了学科自身在客观上必然地追求的内在性、独立性学科目的——尽管先生反对“把民间文艺学看成是一个自我发展、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封闭性的学科”(第9页)——而这也就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发展的客观性与必然性。这样,先生就用“学派”的概念,建构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客观性、必然性历史逻辑,而不仅仅是描述了其主观性、偶然性的历史表象。这就是我说的在主观性中追求客观性的第二层意思,即在主观性主张中追求认识的客观性。

以上就是我眼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所达到的高度与深度,即该著所体现的作者的人格精神的高度与认识方法的深度,而要最终完全实现这一高度和深度,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与写作,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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