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背景下的中国西南跨界族群音乐研究

刊发时间:2016-10-31 作者:杨民康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以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秉持开放的区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从有关“一带一路”中涉及中国与东南亚的地缘关系的诸多研究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广西、云南等与东南亚接壤的省区以及沿海城市寄予了厚望,并提出了相关的战略构想和发展方向。

“一带一路”诸路线中,“西南丝绸之路”在中国境内由三大干线组成,主线全长6000多公里,在云南省境内的多个区段里,分布着不同族群的人口及文化。在接近边界的南传佛教传播区域,以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掸傣族群为主,同时还分布着属于苗瑶、藏缅语族及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不同族群。这种族群及文化分布的态势,一直延伸到邻近的东南亚诸国境内。

目前学界的共识是,“一带一路”不仅是一个“宗教的路带”,也是一个“教育的路带”或“文化的路带”。从音乐文化研究的角度看,以往我们往往是依据一种“中心与边缘”、“中原与边疆”的“少数民族”的传统研究范式和学术视角来看待云南地区的多民族音乐文化,而缺乏一种对于本土族群及其文化给予更多尊重和理解,且立足于“文化本位”的态度、眼光和视角。因此,我们在相关研究中有必要树立起“本位出发,由内向外”的战略眼光,以南传佛教文化圈的分布为基本界限,对这一地区进行内圈、外圈的基本划分。其中,内圈以主要分布在中南半岛的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以上国家人口多数信仰南传佛教)以及越南等陆路诸国为主;外圈则以位于马来群岛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上国家人口多数持有伊斯兰教信仰)、新加坡和菲律宾(多数持有基督教信仰)诸海岛国家为主。

无论从跨界族群、本地族群或移民族群的音乐文化上的复杂程度看,内圈与外圈都体现出非常不同的情况。与此同时,还可对云南与周边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加以内层和外层的再次区分。

内层——云南与周边傣仂亚佛教音乐文化圈与文化丛

云南与周边傣仂亚佛教音乐文化圈,从地理上包含云南西双版纳景洪、缅甸景栋、泰国清迈和老挝琅勃拉邦等沿湄公河流域分布的4个传统的掸傣族群文化及南传佛教分布地区。作为傣仂亚佛教文化圈的重要的文化遗留现象,在上述几个地区还能看到如下一些明显存在的文化特质因素:四城市掸傣族群至今仍然同属于一个被称为“润”的南传佛教教派,使用共同的经典佛教文字傣仂文(老傣文)、同样的诵经曲调、铆钉大鼓和大鼓舞、象脚鼓舞、孔雀舞等。 这些共同的文化特质因素,成为了构成傣仂亚佛教音乐文化圈及其乐舞文化系统所必需的一个文化特质丛,简称“文化丛”。

外层:缅、泰、老、柬各国都市与中心城镇地区

从傣仂亚佛教文化圈向外走,便是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等周边国家的各大中心城市,此即云南与周边东南亚国家佛教文化圈的外层。从传统表演艺术上看,在这些属于“外层”,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东南亚国家的城乡地区,便自古流传着兼具印度化、佛教化的一般风格与本土语言文化风格的古典戏剧、宫廷舞蹈及以围鼓、围锣等为代表的乐器、乐队及较为复杂、精致的传统器乐表演体系。而位于“外层之外”的外圈,则是马来群岛地区的伊斯兰教文化圈(含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和基督教文化圈(含菲律宾)。即使是这类存在不同宗教信仰文化的地区,其现存音乐文化中也同样含有诸多来自印度教和佛教的早期和底层的传统文化传播因素。

从内圈与外圈的关系上看,如今分别隶属傣仂亚佛教文化圈的云南与周边的4个地区,除了在其古代历史上,曾经相对于中、缅、泰、老各国中心地区及主流文化层来说是边缘地带或亚文化层之外,其实还是一个个彼此之间具有相对而言的长期、稳定、一致的宗教和民族文化形态及本土小传统特征的,横跨于上述几个国家之间,起到文化衔接与过渡作用的跨界族群文化单元。如今,在现代国家体制及边界国境的区隔下,这类跨界族群居民中留存的原生的族性文化认同因素,仍然起到沟通历史文化情感和有利于消弥边界、族群争端等重要的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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