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学科的民间文学诞生于现代性语境中。在不同的现代性原则影响下，学界形成了针对民间文学的多种研究理念。21世纪以来，中国民间文学学界围绕“民间文学的现代性论争”展开持续讨论，其中一个论争焦点在于民间文学应接续自由主义传统还是浪漫主义传统。回顾学术史，浪漫主义思想是民间文学学科诞生的开端和基底，自由主义思想则潜藏于民间文学的学科背景之中，并成为学科转型的重要思想资源。中国民间文学学科诞生于“救亡”与“启蒙”的双重语境之中，并对浪漫主义、自由主义等现代性思想进行了本土改造，从本土话语体系中寻找理论资源是重新理解民间文学现代性论争的一条路径。
关键词：中国民间文学；浪漫主义；自由主义；现代性
现代民间文学学科滥觞于晚清，历经百年发展，通过“政治突围”和“对文学性的突围”寻求学科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价值。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民间文学学科范式的更新离不开对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等现代性原则的理解与整合。以吕微、户晓辉为代表的实践民俗学学者提倡“返回爱与自由的学科本源”，而以王杰文、刘宗迪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只有坚持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的精神，民间文学才能接续其伟大传统”。梳理这场论争，现代性原则在“移植”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基于中国本土的调整。当下民间文学学界提倡的“重建本土话语体系”，需要立足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思想谱系进行深入讨论。
一、民间文学的“现代性”论争
中国民间文学学科诞生在20世纪初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社会背景下，其发展始终承载着浪漫的民族文化复兴的期待。作为“五四运动”的一部分，民间文学又承担着启蒙的重任。“1978年之后，民间文学逐渐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门学科”，从关注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不同的文体特征，到强调民间文学的表演语境和多元文本，学界在研究范式、学术史书写和哲学理论等方面都做出了探索。“中国民俗学从1990年代初开始逐渐形成了对学科的哲学和思想的基础进行反思和自省的能力”，吕微2000年发表的《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一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对民间文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进行了首次讨论。2004年，户晓辉发表的《论欧美现代民间文学话语中的“民”》一文，以“民”为关键词对民间文学的源流进行了梳理，并于同年出版专著《现代性与民间文学》；2005年，户晓辉主持召开了一场题为“现代性与民间文学”的学术讨论会，比较文学、现代文学领域的众多专家学者与会讨论。
何为“现代性”？户晓辉指出，“‘现代性’在哲学上主要指主体性或理性，一般被用来描述18世纪以来不同社会和文化迈向一系列‘现代’特征并与自己的过去产生‘决裂’的历史过程”。民间文学的多种理念生成于“现代学者将不同的现代性原则（如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投射于民间文学表象”的过程。
在《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中，吕微通过讨论“民间”的概念，阐述民间文学与浪漫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西方的“Folk”与中国的“民间”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有将民间生活、民间知识“道德化、理想化”的浪漫主义态度。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Folk”概念强调的是区别于中心的边缘性，“发展了一种反启蒙的浪漫立场”；而中国的“民间”概念强调的是区别于官方的下层性，其目标在于“达到消解正统文学制约下民间对官府依附性生存的启蒙效果”。关于民间文学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吕微指出，“民间”从一开始就肩负着“民族性意涵”。户晓辉通过对欧美民间文学话语体系中“民”的考察，提出“民”的概念是现代学者想象出来的一个共同体，这一概念的生成是“欧洲社会史和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现代性与民间文学》一书中，户晓辉立足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诞生，指出虽然“五四时期反殖民的斗争背景”使得中国民间文学天然地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但是“中国现代民间文学或民俗学话语不是作为反殖民民族运动的一部分，而是作为反封建的民主话语的一部分才出现的”，这受到儒家礼教思想的影响；对“民”的启蒙的追求和对“民”的浪漫想象，又决定了“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必然是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混合体”。以户晓辉、吕微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梳理，确认了民间文学与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中国民间文学诞生的启蒙立场，提出要接续民间文学的自由主义传统，主张建立实践民俗学。
对于实践民俗学学者的自由主义立场，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刘宗迪在《超越语境，回归文学——对民间文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倾向的反思》一文中指出，户晓辉、吕微其理论的出发点是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启蒙主义，而民间文艺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密不可分，“民间文艺学的伟大传统，就在于它曾经与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一道参与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历程”。从晚清民间文艺学的源头来看，“启蒙运动背后有民族主义的背景——先有民族主义，后有启蒙主义”。王杰文《反启蒙主义与民俗学》一文将这一问题总结为“民俗学的历史渊源应该追溯到启蒙主义还是反启蒙主义”。他认为，反启蒙主义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民俗学诞生的历史，而启蒙主义的思想主要是在逻辑上对民俗学产生影响。尽管双方都有影响，但王杰文认为，应将民俗学溯源到反启蒙主义。“因为启蒙主义者们是通过贬低民俗而谈及了它，相反，反启蒙主义者是通过正面的赋值而关注了民俗。”过度关注启蒙主义，可能会导致对多元主义这一民俗学的历史本源的忽视。王霄冰《浪漫主义与德国民俗学》一文则在梳理德国民俗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提出所谓的民俗学的浪漫主义原罪，“并非是发端时期的浪漫主义，而是在第三帝国时期与纳粹政府密切合作的事实”。浪漫主义的传统对民俗学的建立功不可没，为世界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中国民俗学当前所需要的······重识浪漫主义的传统，积极参与到当前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建设实践中去，以自己的人文理想和科学知识去改变社会和影响他人”。
户晓辉在2016年发表的论文《重识民俗学的浪漫主义传统——答刘宗迪和王杰文两位教授》中，对民俗学与浪漫主义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提出，浪漫民族主义是学科的历史事实，而自由的民族主义是学科的理性目的，强调透过事实看到“学科起源时的理论可能”。这与2005年其在“现代性与民间文学”学术讨论会上的观点是一致的，“经验的‘我’所提供的认识是偶然的、多变的，而且不同经验的‘我’得出的认识，很难彼此说服······只有先验的‘我’才能给自我提供这样一个超出经验的反思维度”。户晓辉经过哲学上的分析，认为浪漫派的出发点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因此将实践理性设定为学科的先验目的，提出“当代民俗学面临的一个任务就是从浪漫的民族主义返回自由的民族主义，这也意味着从集体和群体返回个体和个人，至少从集体和群体中看到并且尊重个体和个人”。
二、民间文学与现代性思潮
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与浪漫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不同阶段和区域，现代性思潮以不同的组合方式交织影响着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走向。整体来看，浪漫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思潮推动着民间文学学科的诞生，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也促进了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壮大；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启蒙思想则是学科发展的潜流，作为现代性的整体特征，规范着学科的发展并推动着学科的转型。
（一）开端与基底：民间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
民间文学的兴起与浪漫主义、民族主义传统联系紧密。浪漫主义发生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是批判启蒙运动理性至上思想的一种思潮。它最初发生在文学领域，其后演变为一场巨大的革命。民族主义发生在19世纪，20世纪著名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将民族主义总结为：“民族主义，即把民族的统一与自决的利益提升为最高价值，必要时其他一切考虑必须服从这种利益。”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相伴相生，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个影响是推动民间文学进入现代学术研究体系。
考察民间文学学科与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思想的关系，需要回到学科思想奠基人赫尔德的思想体系中。赫尔德出生于普鲁士，曾跟随康德、哈曼学习，启发歌德发动“狂飙突进运动”，他自己也投身德意志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是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之父。以赛亚·伯林将赫尔德的思想总结为三点：一是表现主义（或称“表白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的创造性的活动是自我的表现，“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在充分地表白自己的本性”；二是民粹主义（或称归属）的观点，认为人们必须在一个可识别的社群中，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本性；三是多元主义的观点，赫尔德反对启蒙运动普遍主义的观点，他搜集整理的《民歌集》，关注德意志民歌的多元价值。从表现主义的观点来看，赫尔德认为语言是“人的产物，人的最深刻的本性之内在必要性的表现”，人民诗歌因采用了人民的语言，因此也应当是人民的。以民粹主义的观点来看，人民诗歌反映人民的自然本性，反映人民归属的民族的性格，是“民族心声的表述者”。而其多元主义的思想，使得他充分肯定了这些来自底层的、边缘的民族诗歌的价值。赫尔德从有机论的角度谈论了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他认为，在文化的童年时代，文化的想象力、内在的激情最具活力；民族诗歌正是来自文化的童年时代，因此是激发民族精神、实现民族自我更新功能的钥匙。赫尔德对浪漫主义精神的推崇以及民族主义式的归属感的强调，使得他认识到了民间文学作品的重要性。
在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由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两兄弟搜集整理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出版，标志着德国民俗学的发端。“德国浪漫主义的功绩在于：它使民间传统的研究具有牢固的、民族的和历史的基础”，德国民俗学影响了其他国家民俗学学科的诞生。芬兰爱国知识分子搜集口头传统资料，编创民族史诗《卡勒瓦拉》。诞生于19世纪末的日本民俗学，最初以进化人类学派为主流思想。到了20世纪10年代，柳田国男提倡“一国民俗学”，提出通过民俗研究“建构统一的日本国民文化”，引领民俗学的思想潮流。
（二）潜流与转型：民间文学的自由主义转向
自由主义的概念具有复杂性，一般以17世纪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为自由主义的起点。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自由主义产生了不同的流派，各国的自由主义因文化传统的不同也有区别。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自由主义与浪漫主义秉持完全不同的观念。一般来说，强调创作的集体性的民间文学学科是浪漫主义运动的产物，但从历史事实和逻辑推理来看，自由主义的思想暗藏在民间文学学科内涵之中，是一股愈来愈不可忽视的潜流。
从历史事实来看，意大利学者科基雅拉的著作《欧洲民俗学史》对民间文学与启蒙运动的关系进行了梳理。他将民间文学的起源追溯到16世纪美洲的发现。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下，一种有关“有道德的未开化者”的神话逐渐形成。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者皮埃尔·贝勒研究以迷信为代表的民间成见，以启蒙理性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法国启蒙运动奠基人之一的孟德斯鸠秉持相似的历史观，“作为研究自然之引导者的理性，同样也应当作为研究历史的引导者”。他用比较法对比各民族的文明，在《论法的精神》中还援引许多民族志资料。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对民族和风俗的重视推动了“关于风俗的科学”的诞生。
从理论逻辑来看，实践民俗学者做出了从理论逻辑上进行还原的尝试。户晓辉在2009年出版的著作《返回爱与自由的生活世界——纯粹民间文学关键词的哲学阐释》中，从哲学层面对赫尔德的“（人）民”（德语“Volk”，英语“Folk”）思想进行了阐释。他提出，赫尔德思想的主线是“人”，受基督教思想影响，赫尔德认为“人性是上帝为人设定的目的，而人已经意识到这个目的并且主动把它当作自己的目的，当作人身上的神性”，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在赫尔德看来，“人民就是他主张的人性的代表和化身，是他理想中真正的人”。因此，赫尔德重视搜集民歌，其搜集的目的之一就是教育。通过对赫尔德的“民”思想的讨论，户晓辉指出：“赫尔德最初为民俗学或民间文学设定的任务和使命决非仅仅成为各自民族或文化的民族学或民族志学，而是一门基础的人学或（人）民学。”
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与民间文学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开端，也影响了民间文学的实践转向，具体表现为学科方法上的“语境”转向。20世纪30年代，民间文学被法西斯政党利用，这一不光彩的历史为民间文学学科蒙上了阴影。德国民俗学最先开始转向。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鲍辛格为代表的图宾根学派学者主张“将民俗之‘民’的含义，从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民族’或‘人民’，还原为作为下层民众和普通人的‘民间’或‘小人物’”，由此告别了以民族主义和历史主义为导向的古典时期。日本民俗学界在柳田国男去世后，对其建构国民性的学科目标和固守一国的学科方法进行了反思。民俗的内涵得到扩展—不仅作为文化遗产，而且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强调研究人员进入田野开展调查。美国民俗学的范式转型也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表演理论的领导者理查德·鲍曼明确指出：“这些作者共同的一个关注点就是有意识地要使民俗学从传统的关心‘事项’（Item）—民俗材料（The Things of Folklore），转向‘事件’（Event），而关心民俗实践（The Doing of Folklore），并提出表演的概念是这些论文的一个基本组织原则。”
三、中国民间文学的现代性轨辙
中国民间文学历史悠久，从《诗经》到《楚辞》、从乐府到《山歌》，都是古代民间采风所得的佳作。伴随着近代西方学科体系和学术方法的引入，晚清学人开始运用进化论等观点研究民间文学。1918年，北京大学发起歌谣征集运动，这一事件被视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开端。
关于中国民间文学学科起源与现代思想的关系，刘宗迪认为，中国民间文学一是承继了采风传统—“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二是在民族主义的大背景下开展的。他将民间文学兴起的思想脉络梳理为：“先有民族主义，后有启蒙主义。”吕微则认为，中国民间文学在移译“Folklore”的时候，没有接受“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民间文学思想中蕴涵的反启蒙倾向”，而是通过“现代知识与传统下层知识——民间之俗相结合并取代传统上层知识—官方之雅”，来解决传统文化中“上层官方对于下层民间文化压制”的问题。双方观点的不同反映了民间文学学者理解传统文化和现代性思潮的不同立足点。
回到学术史的脉络之中，学者对现代性思想的不同理解和选择影响着学科发展。1919年，中国掀起了一个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走向农村、走到民间的潮流。洪长泰在《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中提出，“到民间去”的思潮反映出当时知识分子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意识，预示着中国文学朝着浪漫主义的方向发展。20世纪20年代中期，学者们在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工作中，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民族主义情感。他们认为“可以通过提倡‘下层’文化来培养民族身份的认同”。洪长泰对下层文化与民族身份关系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民间文学的学科起源与现代性思想之间交织的关系。一方面，下层文化作为现代知识的一部分，成为启蒙的资源；另一方面，掌握着“下层文化”的“民”也是培养民族认同的主要对象。洪长泰指出了中国民间文学起源中民族主义传统与启蒙思想之间的复杂关系。对比德国民俗学，中国民俗学的民族主义传统是作为启蒙的背景和目标出现的。民国期间北京大学发起歌谣征集运动时并没有民族主义的目的，在文化立场上，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全盘批评态度。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建立新的民族国家则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民政治追求，启蒙是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知识分子以民间文化作为武器，在对传统的精英文化、儒家文化进行抨击，从而为建立新的民族国家提供合理性。浪漫民族主义与自由启蒙两派思想交织，共同吹响了以民间文化作为武器来救亡图存的号角。
1978年之后，民间文学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一门学科，去政治化和寻求独立性成为学科发展的需求。20世纪80年代，学者通过论证民间文学的“文学性”确立学科的独立地位，重点处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学界引入“语境”概念实现对“文学性”的突围，以寻求学科区别于作家文学的独立地位。目前，民俗学的学术实践整体上呈现出“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的转变”。“迈向民族志的民俗学研究开始摆脱传统的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范式，而是以表演中的、过程中的民俗为中心。”在关注语境的范式下，民俗学者开始关注“日常生活中的人、民俗过程中的人、个人的生活史、个人的民俗知识等”。然而，过分强调“语境”却带来了更大的学科危机—民间文学的学科地位让位于民俗学学科。
面对“以往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方法出现了危机，新的范式和成熟的理论又一时难以成就”的学科困境，一批民俗学、民间文学学者调用文艺学、美学、哲学理论资源，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进行讨论。刘宗迪等学者强调的是对采风传统、文学传统的回归。创刊于1922年的《歌谣周刊》发刊词中写道，“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刘宗迪提出“超越语境，回归文学”正是新时代对“文艺的”传统的学术研究的呼唤。吕微通过对索绪尔学术理念的分析，提出对于“始终处于外在性、历史性学术范式以及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来说，通过摒除被研究对象的“外在性”，建立一个内在的、共时性的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是不可能的。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看，应认识到“被研究者主体和研究者主体可以一起作为交互的实践主体”，即在研究中认识到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本身及其相互的实践关系，将其作为共同的交互的实践主体，以此来保证研究本身的“内在性”。通过转换，民俗学的“言语研究”从对象论、认识论的范式“转换为对话论、实践论范式”。实践民俗学者从理论上处理了多种现代思潮影响下的民间文学学科走向问题。
王杰文在《反启蒙主义与民俗学》中提出这样的问题：“赫尔德与康德是思想观念几近于针锋相对的两位哲学家······民俗学如何可能同时从两位完全对立的哲学家那里发展出来呢”，“需要把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基本任务与目标展示出来”。从整体的学术史回顾来看，赫尔德所代表的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思想使民间文学进入现代学术研究视野，而康德所代表的理性的知识论不断规范着民间文学学科的发展。从中国民间文学的发展来看，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民间文学也有反映“国民的心声”的责任。
结语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一直是外来理论与相对意义上的中国本土传统相互碰撞和对话的产物，本身就天然具备‘中国特色’。”民间文学学科的“中国特色”一方面体现在研究对象的本土性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学科建构过程中对现代性问题的本土思考。例如，考察民间文学学科关键概念“民”的演变历史，离不开对梁启超的“新民”理论的讨论。梁启超最初引进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他的“新民”理论将“维新吾国”的民族主义目标与依靠自由启蒙思想“维新吾民”的手段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一种融合民族主义情怀和儒家自由主义传统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正是在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梁启超关注到了“民”的价值，他提出的新史学理念和三界革命都展现出朝向“民间”的特点，对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发端有着深刻的影响。因此，从晚清民间文艺学的发端来看，相较于学习西方民间文学学科，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诞生与发展更多受到中国社会现实的影响，相关话语的界定和讨论从一开始就有着中国特色。
一直以来，民间文学学界的主流理论如历史地理学、故事形态学、表演理论等均来自西方，语境、实践和田野等关键词也主要基于西方的理论而建构的。来自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大大扩展了中国民间文学的研究视野，然而正如法国汉学家汪德迈所言，“要解释中国文化的特征，就应该用中国文化自身提供的现象去解释”。1999年，钟敬文先生就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希望“从本民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建设”。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建构民间文学本土话语体系成为民间文学学界共识。具体而言，建构民间文学本土话语体系的路径有两条：一是通过学术史的梳理，挖掘仍有阐释空间的关键词；二是采撷田野中的本土概念和民俗语汇。万建中关注民间文艺学科发展中本土出产的概念与范畴，提炼出忠实记录、立体描写、生活相三个学术概念，通过对它们内涵和外延的梳理，总结出一条“富有本土特色的话语脉络”。
民间文学的现代性论争，展示了自由主义、浪漫主义等现代性思想对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的复杂影响，为一系列思想史相关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对话空间。陈勤建在《20世纪中日民俗学学术倾向及前瞻》中提出，“关键在于，民俗学是否具有现实社会需求的合理性，并为这一合理性校正自己发展的航向而成为真正现实的科学”。在这样的目标导向下，学者需要更多立足于本土民间文学资源，接续本土思想传统，重新思考“文艺的”民间文学的价值，接续“学术的”研究传统，建构中国民间文学的本土话语体系。